颜桂英:加快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社会治理领域讲好中国话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充分展现,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全新语境。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共同体”的概念并不陌生,由来已久。人类一走出原始蒙昧的状态,就结合为各种共同体,从而抵御来自大自然或其他人群的威胁。在这个共同体中基于共同意识、相同价值追求而自觉形成紧密相连、长期稳定的联合体。在社会学领域,早在1887 年滕尼斯就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到,“共同体的本质是一种关系的结合,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机结构关系”。所以,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有机体。在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中引入共同体这一分析视角,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一次全新尝试和探索,试图在社会治理领域构建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全新语境。

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首次把社会治理上升到国家制度安排层面,意味着我们开始把社会治理的相关经验与理念逐渐固化定型为刚性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中央对于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与精准把握。

“社会治理共同体”并不是“社会治理”和“共同体”两个概念的简单合并,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叠加使用,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更高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意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的原则,基于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事实上,社会治理本身已经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基本元素,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可以说,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社会治理的客体,是由这些参与其中的群体展开治理行动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人人”不仅是指单个社会成员,很多时候是指共同组成社会的其他组织、单位、机构及团体等,无论是政府机构、企业,还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是社会成员之一,所有这些一起构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所以,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综合性共同体。这种综合性共同体同时体现在它的包容性上,强调共建、共治、共享。在我国,这种共同体是“一核多元”、政府主导式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二、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特点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一个价值共同体,也是一个行动共同体,体现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核心理念。

(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共建,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众等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建设。这与“人人有责”相对应,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要尊重民意、汇聚民智、激发民力、改善民生。以往政府单向度管理社会事务,不仅耗费资源多、治理效能低,且严重影响其他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使其更加依赖政府。共建理念下的社会治理,旨在促使多元主体在共建的理念下协调利益关系,唤醒“主人翁”意识,进而达成协同治理社会的共识。

(二)治理过程的协作性。共治,是多元治理主体以人民意愿为基点、以民主协商方式,整合社会资源,合作管理公共事务。这与“人人尽责”相对应,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治理过程的协作化。以往的社会治理大多是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来推动,由于依赖“运动式”治理和政府部门之间缺乏协作,往往造成社会治理在时间、空间上的“条块分割”,难以形成整体,制约了社会治理的效能。而共治理念下的社会治理,要求建立多样化的协作机制与激励机制,使多元治理主体有更多机会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在治理实践中锻炼提升治理能力,激发治理热情,尽到治理责任,从而产生“1+1大于二”的“共同体”效应。

(三)治理成果的共享性。共享,是指多元治理主体共同享有改革发展与社会“善治”成果。这与“人人享有”相对应,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指向,强调社会治理成果的共享性。传统的社会管理缺乏有效的上下互动与沟通机制,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由此加剧了矛盾冲突,人民对社会治理成果缺少应有的认同感。而共享理念下的社会治理,需要在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建立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同时注重加强教育引导,培塑良好积极的社会心态,使人民群众体会到切切实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新时代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具体举措

(一)坚持把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坚持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领导,这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治理得以顺利开展的政治前提。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社会治理全过程,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真正把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一方面,推动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宽、联系党员群众广的优势,最大限度把群众组织起来,创新完善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社会共治圈”。把党建引领贯穿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通过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使党的建设融入基层治理、保障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构筑好基层治理“桥头堡”,打通每一个“神经末梢”,真正把基层党建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优势。另一方面,以党建为引领,破解基层治理核心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我国城乡基层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建设管理难度加大,城乡基层治理面临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牢牢抓住党建引领这个根本,去有效破解城乡基层治理难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是基层治理的工作目标。我们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切实做好群众急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这既要宣传好党政方针,又要及时为他们排忧解难,从群众中来,又要回到群众中去。

(二)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共建的力量来自人民,共治的智慧出自人民,共享的成果为了人民。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变成亿万人民参与的生动实践,真正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广参与者、最大受益者、最终评判者。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谋划发展,最了解实际情况的,是人民群众;推动改革,最大的依靠力量,也是人民群众。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维,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矛盾发生的新变化,把老百姓的难点痛点作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着眼于小事、琐事,着眼于急事、难事,着眼于公共之事、常规之事,从人民群众“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抓起,让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更加利民、惠民、便民。把如何评判的“表决器”交到群众手中,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更充实、更有保障、更持久地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坚持把开放融合作为根本取向。新形势下,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跨界性、关联性、复杂性增强,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公众携起手来,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树立开放融合的现代思维,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同时,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为共建共治共享拓展广阔的空间。其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社会管理,政府必须起主导作用。开放融合的现代思维,就意味着要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国家、市场、社会各自的功能。尤其是政府要建立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哪些必须做,哪些不能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共建共享过程中,城市政府应该从“划桨人”转变为“掌舵人”,同市场、企业、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承担社会责任。把市民和政府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四)坚持把民主协商作为根本方式。群众的事情群众商量着办。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充分运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凝聚社会治理的最大共识,形成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要坚持公共事务由群众商量着办,善于在不同意见中求同、在不同利益诉求中权衡,把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同心圆越画越大。

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决策和工作,大量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发展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疏通“堵点”、消除“痛点”,也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推进基层协商,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敢放手、敢担当。对于基层涉及群众利益的具体事务,群众的话语权要有保障,地方党委和政府则要加强正面引导,积极推动。这样开展基层协商,换来的是民心凝聚,树立的是党委和政府形象。

“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五)坚持把活力和秩序统一作为根本目标。处理好活力和秩序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大学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要讲究辩证法,处理好活力和秩序之间的关系。秩序代表着社会的有序、和谐与稳定,它是社会理性的表现,主要通过法律、制度和道德来规范社会各主体的行为;而活力则蕴含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是社会各群体创造力的竞相迸发和个人潜力的充分发挥,体现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与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它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与社会公平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的。构建一个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社会,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法治和道德建设,改革那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另一方面,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改善民生,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地释放社会的活力,让人们的创新活力充分涌流,让人们参与发展的动力竞相迸发。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兼顾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通过规范与激励,既建立疏密有度的制度约束,让社会成员依法依规行事,又搭建开放包容的创造空间,让社会活力竞相迸发,确保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

 

来源:学习强国-云南学习平台

颜桂英,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教授

(审核:朱锐勋)

(编辑:任成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