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对于更好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经典命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以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准确系统地理解和把握这一重大命题,是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

自人类社会发展进入现代以来,对“谁来治理国家、以什么方式治理国家、国家治理得怎么样”等问题的探索就从未停止过。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期,空想社会主义对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了广泛思考,并作了广泛的社会实验。尽管空想社会主义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但是对未来国家治理模式及治理状态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探索和实验经验。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诞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的统一,是新型的国家。通过这一论断,马克思首先明确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也明确了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天然的领导地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在国家建立中的使命。尽管没有经历具体实践,但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产生的方式,以及无产阶级国家产生以后的国家职能,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命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即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问题。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即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但仍有共产国际的理论家抱有幻想,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可利用性,认为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就可以实现无产阶级的最终革命目的。列宁曾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他指出:“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恩格斯对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直接驳斥,指出: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理论家、革命家同持有此类观点的理论家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对此类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但未能彻底根除此种错误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无产阶级正式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政体,将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转变为成功实践,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之后,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的不断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就无产阶级国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这一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潮流一旦开启,就绝不会停止,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提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重要思想表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实现而做好必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治理进行了艰苦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进一步探索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治理任务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则在此基础上,对国家治理进行了的艰苦探索。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新中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东方大地上的一个伟大实践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借鉴和反思“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开始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特点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开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运动关系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曾经预计,再有30年的时间,中国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对构建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了清晰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并在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历程。此后,中国几代共产党人都紧紧围绕这一主题,不断地推动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提升对制度的把握和运用能力,并取得了辉煌成就。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系统地总结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也指明了必须长期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的制度原则,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这其中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坚持,体现了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新时代包含中国智慧的中国方案。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造,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取得的最新成果,显示了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新”。这既是对“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理论回应,也是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伟大担当和时代勇气。

准确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是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既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治理能力则是我们运用这些制度包括体制机制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有了好的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治理能力,才能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也要求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中国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当前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挑战之一,就在于真理的标准性问题上。一些学者把西方的理念、模式、思想、理论作为衡量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凡是与西方理论不同的中国理论或实践,他们就主观认定是中国的理论或实践出了问题,此种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始终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永远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正所谓“制定民乃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实质,是党坚持、创新和发展的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一套优良的国家治理体系经过探索、创新和发展而趋于相对定型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最佳体现之一。

王云强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11期

(编辑:任成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