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云根:从一大到三大——试论中共创建时期革命理论的丰富和自主权利的遗失

在我国党史学界,有学者把中共一大到三大称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们认为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只是在组织上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确立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纲领;在两次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探索的基础上,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则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较前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确立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中共三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的全面完成。从一大到三大,在这短短的两年中,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下,通过自己积极的探索和实践,革命理论的得到了迅速的丰富和完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意识和权利却也部分的遗失了。下面本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具体的阐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从一大到三大中共革命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1、从“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

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一大,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确定了我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所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从党的阶级性质和革命的最终目标而言,这是对的,但没有从中国当时的国情出发,提出革命战略和总的行动纲领。列宁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显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还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同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结合起来。

党的二大则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自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成果。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的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二大《宣言》制定的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这一纲领的提出,不仅成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而且成为党团结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派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它标志着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在前两次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对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又进了一步。中共三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考察和分析了中国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内各阶级的状况,三大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经济的政治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在三大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旗帜鲜明地竖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大旗,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以及任务、前途作了明确的阐述。在革命动力问题上,党的三大正确地作出了“两个大多数”(即大多数资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劳动平民)和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最彻底的有力”的科学结论,从而最大限度地把各革命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对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2、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

党的一大时,由于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不多,与党纲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只强调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第一个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作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却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会虽然确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目的,但是在中国这种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带有很大特殊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否能够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经过什么步骤和方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清楚。

在二大时我党对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有了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二大在《宣言》中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因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然而遗憾的是二大通过了一系列领导民众运动的决议案,唯独没有通过一个《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开展工人运动,对发展农民运动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在中共三大会议上,陈独秀在报告二大以来的工作时也承认:“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也正如米夫所言:二大的弱点是“党尚未充分了解农民问题的伟大意义,没有认识为争取自己对农民群众的领导的必要。”1922-1923年工人运动的失败,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失败,才使党认识到一系列工人运动的失败,固然跟敌我力量悬殊、工人缺乏武装等因素有关,其实跟工人阶级孤军奋战也有很大关系。

直到党的三大我们党才把农民运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的主题是讨论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是也作出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随后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3年)》又有“农民问题的阐述。由此可见,中共三大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也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党的三大之前,党对农民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忽视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农民运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可贵的是,党的三大及时地意识到,对于开展国民革命,仅仅致力于工人运动是远远不够的。党的三大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之所以得到蓬勃发展,农民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同时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大以后我们党逐步认清中国的国情,也逐渐搞清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逐步弄清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终于创出了一条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3、从“不同其他任何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到“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在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中明确“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在决议中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力的进取的政策。我们在政治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应永远站在完全独力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这是根据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制定的,并没有错,只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

中共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进行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能够打倒共同的敌人。“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的国家,在这种经济状况下的无产阶级,在这种内外两层压迫之下无法得着自由而又急需得着自由的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民主的联合战线”策略的制定为实现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保证。民主联合战线的思想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大法宝。

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说:“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应有一具有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国民革命的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有此必要,遵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通过此决议”。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使得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得以形成,迎来了大革命的高潮。

 

二、中共三大的历史局限和中共独立自主权利的遗失

1、中共三大的历史局限

从中共一大到三大,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迅速的成长。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逐步走上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革命道路。然而,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与前两次大会一样,仍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

最主要的是,中共三大在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没有及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党成立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当时把中国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等量齐观,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但是仍然搞不清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及其关系。党的三大,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各阶级致力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这表明党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当时党内多数人认为这个革命的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能站在资产阶级的从属地位,完全忽略了“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权地位问题”。如1923年4月,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同年12月,陈独秀又发表《中国国民党与社会各阶级》一文,说中国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幼稚。“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因此在党的三大上,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认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全国,使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基于如此认识,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也是必然的。

实际上在中共三大召开前夕的192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已经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取得领导权的问题,该指示指出:“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惜这一指示没能及时在党的三大之前到达中共中央手中。

2、中共自主权利的遗失

中共刚成立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即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方针和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为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产生了剧烈的矛盾。在中共一大纲领中只是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而不是加入第三国际。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还是独立于共产国际的。

1922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对国共两党的考察及他以往的经验,在上海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再次遭到陈独秀的断然拒绝。但是1922年7月中共二大以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得不服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决定。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国际呢?一方面是当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发展的需要,正如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指出的“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中国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议决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另一方面,一大以后中共要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出版《新青年》等书报杂志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年轻的中共在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30日,中共全部的活动经费是17,650元,共产国际提供了16,650元,占总数的94%,中共自行募捐的只有可怜的1,000元。正如陈独秀在三大报告中所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取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

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中国的独立的工人运动还很软弱,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国内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尤其是由于这一民族革命问题的解决对于尚未从其他阶级中充分分化出来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工人阶级有直接利害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使国民党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决议还指出:“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合作”,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又发出关于召开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信,要求中共必须贯彻同国民党合作的决定。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曾这样说到:“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鲍罗廷多年以后也承认:“共产党人没有坚持要求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根本不想投奔国民党。”“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综上所述,从中共一大到三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一方面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的权利。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5期

(审核:朱锐勋)

(编辑:任成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