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诚:新中国七十年云南社会建设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埋头苦干、砥砺前行,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里程碑式的伟大变革。70年来,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深刻转型,云南城乡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不断加速,社会事业不断进步,脱贫攻坚成就显著,民族宗教工作创新发展,全省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增强,在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呈现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大好局面。总结70年来云南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深刻启示,对于开启新时代云南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70年来云南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

 

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党的领导,不断强化“五个认同”,坚定不移跟党走。党的领导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最大优势和最鲜明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党派出大量民族工作队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在生产生活上给予政策倾斜和经济支持,帮助“直过民族”实现向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云南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雄辩地证明了党的领导强大优势和巨大力量,全省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了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和主动性。70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以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推动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以党建引领和推动社会建设。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方向,使各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升。70年来,边疆和内地、山区和坝区、各民族相互之间发展的距离逐步缩小,“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理念和信念日益加深。70年来,着眼于少数民族众多、贫困程度深、发展的地区和民族差异明显等突出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工作原则,在加快推进云南社会整体发展的同时,通过“兴边富民”工程和对“人口较少民族”、跨境民族和“直过民族”特殊扶持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各族群众的发展步伐,不断缩小各地区和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使各族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成果。

始终坚持抓经济社会建设,在发展中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各民族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发展差距很大,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云南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云南省委总结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四低四高”的特征:社会发育程度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自然、半自然经济比重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人民生活水平低,贫困人口比重高。云南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云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聚精会神谋发展,坚持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立足云南省情,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发展目标、发展战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据云南省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年,云南省国民生产总值为69.05亿元(其中农村占4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为226元。2018年,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7881.12亿元,西部地区排名第五;GDP增速为8.9%,增速比全国(6.6%)高2.3个百分点,排全国第3位。

始终坚持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自我革命推动社会治理创新,逐步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和基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自1988年机构改革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开始,云南省委、省政府不断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精度和效度,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步理顺,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边界更加清晰,政府在推进民生改善、脱贫攻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不断加大政策和资源供给,加强制度创新,社会自主空间和资源自由流动空间大大拓展。1990年,在省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有247个。2001年,云南省社区建设工作开始试点,并于2002年全面推开。与此同时,1999年5月,云南在昆明、玉溪、曲靖、临沧等地开始了村民自治试点, 2001年5月31日所有村改工作顺利完成,全省13498个村全面实行村民自治制度。

始终坚持“在云南不谋民族不足以谋全局”的理念,不断加强和创新民族宗教工作,形成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的独具特色的“云南经验”。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近1∕7,占全省约1/3,在52个少数民族中,有26个是人口超过5000人的世居民族,其中15个是云南的特有民族,有16个民族跨境而居,有29个民族自治县,是我国跨境民族最多、人口较少民族最多、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在民族宗教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创新的方法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民族工作中实行的因地制宜、因族举措和分类指导的方法;“团结、教育、疏导、化解”的协调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团结和宗教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等经验为适应云南社会治理的“主体民族性、环境复杂性、任务艰巨性”的特征提供了源头活水和各具特色的蓝本。

始终坚持“守边固边富边兴边”思想,加强边境地区、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以和谐边疆建设推进边疆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云南边境线长,边境沿线多民族多宗教并存,跨境民族众多,边境社会问题复杂,边境治理难度大。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边疆面貌日新月异,边疆各族人民对“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认识更加深刻,信念更加坚定。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重视边境治理,一方面通过“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边疆“解五难”惠民工程、“3121”民族示范点创建工程等不断加大对边境地区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着力消除边境贫困和改善民生,提高边境居民的社会保障,使边境各族群众成为固边守边富边睦边的坚强国门卫士。另一方面,不断加大禁毒防艾、跨境流动人口、“三非问题”、宗教渗透等突出边疆问题的治理,构筑党政军警民立体化联动治理机制,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沟通与合作,探索建立边境治理国际合作模式。

 

70年来云南社会建设的深刻启示

 

当前,云南面对决胜脱贫攻坚和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现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的历史重任必须从云南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深化改革,砥砺前行。70年来,云南社会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新时代在更高水平、更高起点上实现新跨越新发展新突破具有极为深刻启示。

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不断创新具有中国特色和云南特点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核心和灵魂是坚持党的领导,以党建引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不断创新。云南作为欠发达的边疆省份,社会发育相对滞后,社会建设起步晚、起点低、挑战大、困难多,70年来社会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关键在于党的坚强领导和全省人民团结奋斗。同时,立足云南社会的特殊性,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主动作为,健全和完善具有云南特点的社会建设机制。

必须以“三个定位”为抓手,以“三大攻坚战”为重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持之以恒强弱项、补短板,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向新时代,云南社会建设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是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重、困难大。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引领,聚焦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短板,举全省之力,加快补齐贫困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发展短板。在此基础上,按照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和新发展理念,逐步化解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能力和水平。

必须以城乡融合为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70年来,云南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城乡二元化的经济社会状况尚未得到根本转变,区域内部的二元化结构依然存在。地处东部的昭通、曲靖、昆明、玉溪、文山、红河6州市的面积占全省47%左右,人口占67%左右,在不到全省一半面积居住全省约2/3人口,同时这一地区也是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西部边境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滞后,这里也是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在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文化转型和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等方面积累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以“美丽乡村建设”“最美丽省份建设”等战略为抓手,加快西部边疆地区、农村地区发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教育科技、产业发展、治理能力等方面短板。

必须以基层基础为重点,以社区治理为抓手,加大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70年来,云南城乡社区建设不断加强,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民族宗教管理、边疆治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新时期,云南基层社区治理必须在发挥好已有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云南各地民族、文化、社区特色和工作实际,加大创新力度,不断巩固基层党的执政基础。

必须以团结稳定和共同发展为目标,不断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宗教治理、边疆治理工作机制,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云南边境线长,边境地区人口占到全国边境人口的30%左右,边境县数量居全国第二。70年来,云南立足边疆省情,在禁毒防艾、民族团结创建、跨境婚姻、联合执法、边境国际合作机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边疆治理经验。新时代,云南边疆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文化结构将发生深刻变迁,边疆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制度政策优势。与此同时,必须坚持边疆建设与边疆治理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以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为底线,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作者:李诚,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民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科社教研部副教授,原文刊载于《社会主义论坛》2019年第6期)

(编辑:任飞翔)